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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的圣召危机

时间:2018-06-18 09:34来源:天亚社中文网 作者:罗伯特.麦肯斯

教宗方济各四月底时,为罗马教区祝圣了十一名新司铎。他们当中五人,是意大利人,曾在教区的大修院完成培训。另外六人,非意大利人,他们将获接纳为教宗辖下教区的神父。他们都是「新慕道团(Neo-Catechumenal Way)」的成员。

他们均是在新慕道团的「救赎主之母神学院」,接受准备晋铎的培训,并获委派往该团海外的传教点或堂区服务。

晋铎弥撒在「第五十五届世界圣召祈祷日」举行。教宗早于去年底已就这重要的日子发出文告。他在文告中指出: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召叫──不论是在婚姻中度平信徒生活,或领受圣秩度司铎生活,或是度特殊的奉献生活──在此时此地,成为天主的见证人。」

他说:「不论个人的圣召或教会的圣召,每种圣召都有多种样貌,各具特色;我们需要聆听、辨明和生活出那由上而来的召叫,它能使我们的才能得到发挥,让我们成为世上救恩的工具,引导我们走向圆满的幸福。」

简而言之,教宗聚焦在各种各样的基督徒召叫上,但他没有谈及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当前教会最迫切的「圣召危机」,尤其是关乎铎职人员的。

这里有几方面可以更好被称为「铎职危机」。《国际十字架报》最近刊登两篇文章,从这多方面的问题中,审视了其中的一项;就是神职人员的心态,看似像一种病(或是一种诱惑),内在于晋铎者的道德观里。

若你错过了文章,请看看若瑟.奥兰(Joe Holland)的Get rid of the clergy – But keep Holy Orders,及安德肋.汉密尔顿(Andrew Hamilton)的Clerical culture produces poor fruit。文书文化产生了不好的果实

诚然,这两篇文章在处理跟铎职有关的主观因素,以及如何与现在的圣召危机相连。

人们会辩论,教权主义是否让年青人远离探索铎职的召叫;或者,在另一方面,是否在吸引那些有问题的候选人。

这里有一些涉及圣召或铎职危机的一些主观议题,同时需要迫切研究。最少在文件上,圣职部曾发出指引,以协助主教及培育人士做到这工作。

神学院及负责培育的神父,其质量是主观类别,但数量并不是。客观而言,数字不会说谎的。事实上,年轻人进修院及晋铎的数目,未能追得上受洗教友整体增加的数目。完全没有。

即使在非洲,有些人会让我们相信情况并非如此糟糕。而且,他们甚至相信,相对于欧洲和发达国家的世俗化及已发展的教会,「圣召丰盛」的非洲教会将会成为新「逆向福传」的主角。

他们是非常错误的。

由梵蒂冈出版、最新一期的《教会统计年鉴》显示,现时在非洲,每五千多名教友便有一位神父。整个拉丁美洲,情况更差,比例已上升至七千对一。

相对于在欧洲、北美洲及大洋洲的教会,这比例徘徊在二千名教友对一名神父间。这里可以采取一些可能的措施,以缩短日益扩大的差距。

不过,基于历史和实际因素,这时间最大可能接受的方案,是改变录取圣秩的标准,把候选人的范围扩大,包括德行经过考核的已婚人士,则所谓的viri probati。

然而,世界各地大部分的主教团,都抗拒或反对探索这可能性,尽管教宗保禄六世及教宗方济各鼓励这做法。

反之,主教们选择更简单及安全的方法,就是从那些他们相信有丰盛圣召的国家,输进司铎。

现在先让我们暂且把为何这样做会带来危机的主观因素搁置一旁,这些因素像是外国神父经常面对适应新文化、语言及不同社会习俗的困难(而这些对他们所服务的人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又或者,神父若来自贫困地区或局势不稳的国家,可以理解他们有种倾向,想要到一个较安全及繁荣的地方。

还有一个更客观的因素,为何输入外国神父对西方长久已建立的教会,不是一个真正解决方法,尤其是来自较非洲教会,尽管那里发展迅速,但他们仍然生活在大部分没有福传使命的地区。

「在困难和危机时,(这样一个教区)当然可以接受短暂的帮忙,但不可夺走这些年轻教会的神父,他们都曾受过最佳的训练。这是关乎公平及教会意识的问题。」

这是近二十年前,当时的万民福音传播部(信理部)部长若瑟.唐高(Jozef Tomko)枢机发出的警告。

二零零一年夏天,他在梵蒂冈的办事处,发出一项「有关从传教区派遣教区神父到国外及旅居外国的指引」。

这指引旨在「抗衡一定数量、来自传教区的教区神父形成的趋势」,他们「通常以进修,或其他理由,这些理由与传教无关,从而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到欧洲和北美居住。」

该指引还指出,这些想移居海外的神父,其中一个非传教的动机是被「较佳的生活条件」吸引,以这动机以「一些已发展的教会需要年轻神父」作为支撑理据。

文件以感叹的语气指出,「这些神父以这样的理由说服自己,不再回去自己的国家。而有时他们的主教默许这样做,甚或反对他们提出回国的要求。

传播部续指,但主教派遣神父往国外,是为向那些「已移居当地的本国」人民提供牧民关顾,这是一个完全不同并合法的原因。

在一个发表这份文件的会议上,现年九十四岁的唐高枢机表示,事实上这是一个合适的做法:派遣神父陪伴国外的同胞,为他们灵性需要服务。

事实上,那些有长久历史接纳移民的国家,像加拿大、美国及澳洲,一直有源源不绝的外国司铎,为新移民提供灵性关顾。

而最近在阿拉拍国家亦有类似趋势,因为有大量来自菲律宾和印度的劳工移居当地。

但唐高枢机重申,在梵蒂冈的指引中,响起了警号。

他指出,更多发达国家的主教们,「乐于采用这简单的解决方法,以非洲、亚洲或拉丁美洲的神父,充当其堂区人手」,却无视对这些神父原居地的教区,「可能造成的损害」,因为,会剥夺他们所需的牧职资源。

他慨叹说:「在非洲及亚洲的一些教区,基于财政理由,其三分一,甚或半数的司铎,都在其他国家。以我所知,其中一个教区,更有八十三名司铎到了国外,而在这国家,其福传却停滞不前。」

然而,这位枢机的底线已碰到问题的神学和教会学核心:

他说:「一个团体无法在国民中找到所需的牧者,就必须反省造成这状况的原因,及寻求补救方法,譬如加强家庭及圣召牧民关顾,及正确评价教友牧职。」

当然,还有更多可能的补救方法,较枢机建议的好。而这些方法需获谨慎辨识,以确保教会的牧者应在其已建立的团体中寻找。

用一句教宗方济各常说的话来说明这点:这不需要太多的「牧民创意」。而事实上,教宗已建议了一个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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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伯特.麦肯斯(Robert Mickens),梵蒂冈观察家。

【完】来源:《十字架报国际版》,天亚社编译。

The Catholic Church’s vocations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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