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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复兴时代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

时间:2018-11-06 09:54来源:天主教在线网 作者:教会
新航路开辟
这个时期的传教事业走向了世界各地,跟着每一位传教士的足迹,参观访问探讨我们的教会,在文艺复兴时代以及革新时代的传教事业,我们的思想领域、我们的视野疆界,我们对教会的了解和关心的程度,也将会随着传教士的足迹扩展加深。
当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继承教宗的职位时,哥伦布在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而对大赦的问题闹得天翻地覆时,教宗良十世在1518年祝圣了第一位黑人主教。当喀尔文改教以及英王亨利第八与罗马教廷分离时,教宗于1533年在印度的卧亚,成立了第一个教区,1552年正当特力腾大公会仪第一期会议结束以后,圣方济·沙勿略在中国广东外海的上川岛上去世,而利玛窦也在此时出生于义大利,是利玛窦要再将天主教带入中国的首都。这是教会历史在新教徒企图改教时,另外一方面所出现的惊人情势。当西方天主教世界的三分之一不幸与罗马教廷分离的时候,她本身却在同时自行净化,借特力腾大公会议来整顿内部,许多圣德卓越的圣人辈出,而且比任何时代更认清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布到世界各地。向外教民族宣传福音的这个理想,是在十三世纪时时候,由圣方济亚西西首先开始的,十字军东征失败以后,大家也都明白了,绝不能再用武力为耶稣基督争取新的领域和信徒了,必须靠宣传福音才行。于是英勇的方济会和道明会会士便纷纷走出欧洲前往亚洲,他们到处建立教堂,更有的在十三、十四世纪时来到中国。有关这一部份的历史,前面介绍过则不再重复。
由于中亚各民族先后都信了回教,信教的欧洲人和远东的交通也因此中断,和罗马失去连络的中国教会,便随着历史的长河,于无形中逐渐消灭了。不过欧洲人已经知道,在远东这个神秘的地方,出产香料、宝石、黄金和丝绸,这些东西都是义大利商人从阿拉伯的回教商队中买到的,他们便渴望认识出产那些珍品的国家,好能到远东来经商致富。但是必须经过回教民族所占领的地区,而回教民族又正好横梗在两地之间,形成了无法度过的天堑。
但是到了十五世纪末叶,由于地理大发现,这种情形也就逐渐改观了,哥伦布坚信地球是圆的,他和同伴自西向东行驶发现了新大陆,1486年,达伽玛沿着非洲的两岸,绕过南端的好望角,突破了回教徒的封锁线,发现了到达印度和东南亚的新航路。麦哲伦也在稍后完成环绕地球一周的航行,同时在中途的太平洋上,发现了菲律宾。
值得我们注意,也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这些伟大的探险家一心一意想要征服世界,除了喜欢冒险贪求财富之外,还以热诚的心火想要把福音传播到世界各地,每发现一块新的地方,下船以后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就地跪下,感谢天主,然后在地上竖起一座大型十字架,随船同行的,便是一群又一群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于是就留在当地,开始向当地的居民传播福音。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负责开始将欧洲文化介绍给世界,将会把只属于欧洲的教会改变成为世界的教会,新大陆和新航路的发现,使得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权力达到极点,正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同一年,两国之间就对占有所寻找到的新地方发生了冲突,两国的君王也都同意,请教宗来仲裁两国之间的冲突。
当时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就为两国画分了势力范围,以大西洋上的亚述群岛为界,从亚述群岛以西一百海浬的经度算起,经度以西属于西班牙,以东之地则归属葡萄牙,但是,第二年西葡两国又私订道尔黛西拉条约,两国同意彼此间的势力界限是以亚述群岛以西270海浬处,这么一来就可以把葡萄牙人加伯拉尔所发现的巴西,划归给了葡萄牙。教宗还规定西葡两国应该负责保护属地上的教会,派遣传教士,还应该负责把传教士运送到所派遣的地方去,此外还得筹措经费,为这些传教士建造教堂和修道院,教廷则正式给了保荐主教的特权,做为酬劳,这就是西葡两国对传教区拥有保教权的由来。开始的时候,君王们在他们的属地上传福音的慷慨热忱,还能够符合教廷的期待,但是后来西葡两国为了争权夺利,便很少能够兼顾他们所负的传教使命了。这么一来,保教权对传教、对教廷而言,逐渐成了弊端丛生的根源了。
美洲的传教情形
紧接着,就是美洲的开教了。西班牙人占领了位于中美洲的安地列斯群岛以后,随即展开征服美洲大陆的工作。公元1519年到1522年间,西班牙人科泰斯率领了十一艘战舰,载着七百位战士,和十门大炮,从安地列斯群岛中的古巴出发,想要征服墨西哥。当时的墨西哥是在印地安的阿兹特克人统治之下,建立了阿兹特克帝国,墨西哥人对阿兹特克人心怀怨恨,便和西班牙人里应外合,暗结血盟,整个帝国在未做抵抗的情况下,费了五年的时间,就全部给征服了。然后,西班牙人又在1530年到35年之间征服了由印加人所统治的秘鲁,西班牙人以不到五十年的功夫,就把美洲,除了巴西以外,从加利福尼亚到南美洲的南端全给征服了。随着远征军而来的,便是西班牙籍的传教士,有方济会、道明会及奥斯定会的会士,稍后也有耶稣会的会士。
公元1492年,哥伦布第一次航行时,曾有一位司铎名叫亚肋纳斯,随船同行,亚肋纳斯便是踏上新大陆的第一位司铎。哥伦布第二次前往美洲时,有一位名叫波依的神父同行,人们都认为他是第一位前往美洲的传教士。从此以后,传教士的人数便迅速增加,早在1504年,西班牙人还没有大批到达美洲以前,教会就已经有在安地列斯岛建立教区的决定,但是最早的几个教区,像是海地的圣多明各和康色布逊,以及波多黎各的圣若翰,都是到1511年才正式成立。不久,又在古巴的巴拉哥亚和圣地牙哥建立两个教区。1509年前后,方济会在海地已经有三座修院五十位会士,1510年时,道明会开始在海地留驻,1511年又有二十四位方济会的会士到达波多黎各。
1516年开始,西斯耐罗斯枢机就明文规定,每一艘西班牙船都应该带一位司铎同行,1526年,查理五世明白规定,凡是西班牙籍的船只都要载送传教士前往美洲,从此以后,前往美洲的传教士不绝于途。所以,接下来,就介绍教会在墨西哥开教和发展的经过。
早在科泰斯率领西班牙军队取得墨西哥以前,教会已经有意在犹加敦半岛上建立教区,被任命为第一位墨西哥主教的是道明会士朱利安葛拉塞斯主教,他在1521年到达教区,这是美洲最古老的一个教区。而墨西哥教会的真正创始人,应该是方济会士苏马拉加的若望,他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在1527年被任命为墨西哥城的第一任主教,他创建这座城市的传教机构,设立学校和慈善社团,还创办了天主教的出版事业,并经常邀请神长和修道院的院长,举行有关传教和社会问题的讨论会。在若望主教的任内,教廷又增加了三个新教区,以后新的教区就不断地增加。
墨西哥自从最初被占领以来,不到数十年就已经不再属于传教区了,在十六世纪的末年,已经有470个本堂区,这些堂区大多由修会会士管理,每一个本堂通常都还负责管理好几个分堂,由神父轮流照顾,只有墨西哥的北部仍然是传教区。西班牙传教士在墨西哥的每一个教区都设立了主教座堂的圣职团体,并且都拥有丰富的基业,有学校、有善会、有慈善机构,还有许多隐修院。其中不少庄严美丽的教会建筑,一直存留到现在,使我们还能够瞻仰到刻划着悠久而深厚的、富有西班牙色彩的天主教文化的历史古迹。
但是,天主教在墨西哥也因受到西班牙政治的影响和人性的软弱,而遭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来自西班牙,即使是在以后,已经有了足够的本地神父,很长的时间以后,仍然有很少祝圣本地神父的主教,到十七世纪时,墨西哥九十二位主教中,仍然有五分之四的主教来自欧洲,他们虽然都是非常优秀的教会领袖,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完全认同当地的一切,他们不学习印地安语言,一想到回国都会感到兴奋,所有新主教的任命,都得得到西班牙国内塞维利亚省专门管理印地安事务的皇家议会许可。所以一位主教任命手续因循而又复杂,造成了许多教区的主教虚悬,就以墨西哥城来说,在历史上就曾经有因为总主教去世而职位虚悬了四十六年,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另外一点是由于主教和神职人员、修会会士和总督,以及政府官员,常常会为了土地的界限、管辖的范围、权力范围,甚至是一般的礼仪问题,而发生无休无止的长期争执和诉讼,这似乎是一种封建时代的病症。
墨西哥的牧灵工作,从一开始就全部由修会会士担任,十六世纪中叶,墨西哥已经有三百位方济会会士,到了十七世纪初,他们已经有174座修院,道明会士也有六百位,还有八百位奥斯定会会士,耶稣会会士在1572年到达墨西哥,十七世纪时也有三百五十位,耶稣会士在墨西哥的各大城市兴办高级学校,以教育当地青年,单在墨西哥城,就有三座学院。西班牙籍的传教士除了在墨西哥以外,在现在的秘鲁、哥伦比亚、厄瓜多尔、智利等地,也都先后建立了教区。
中美洲最早建立的教区是巴拿马教区,成立于1520年,随后在加勒比海沿岸,先后成立教区,秘鲁的利马可以说是西班牙殖民时代教会活动的中心,简单地介绍一下利马教区当时的情形:在十六世纪末年,利马大学就已经有二十个讲座,180位教授,一千六百位大学生,主教座堂的神职团体里,有五位教长、22位咏礼司铎、30位神父,尤其是第二任主教圣多利比欧亚丰索的任内,他创下了利马总主教区最光荣的一页。
他主持了三次教省会议和十三次教区会议。就以1582年第一次教省会议来说,他们编写了大小两种要理问答,一种神师手册,另外还编写了一本讲道手册,这几本书都是用西班牙文和当地的印地安语文写的。圣多利比欧亚丰索总主教曾经三次访问过他那几乎相当于现在秘鲁全国那么大的教区,他是死于第四次访问的旅途中,据说他曾经为一百万的印地安人施行坚振圣事。在圣多利比欧亚丰索任内,利马城内有五个本堂区,十座医院,还有其他的慈善机构,八座修女院,十六座男修院,其中包括了方济会、道明会、奥斯定会、救赎会和耶稣会。
传教士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开教,建立传教区,随着传教事业开拓,圣教会也先后在这些地区建立了圣统制。下面再进一步来探讨:西班牙籍传教士是如何在他们足迹所到之处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
各种修会的会士只是以传播信仰为目的,他们的阻碍相当的大,因为传教士的人数毕竟太少,其次便是地势的困难,高山峻岭,简直就是无路可走,更何况,又是地广人稀,有时候,主教为了巡视自己的教区,需要好几年的功夫才能完成。传教士的精力和时间,大部分都消耗在旅途上了,这些困难对传教士而言并不是最大的困难,传教士觉得最恶劣的困难,反而是从自己本国来的殖民者所产生的,尤其是在美洲发现了金矿、银矿以后,冒险淘金的人便蜂拥而来,他们所贪求的只是财富和光荣。
哥伦布为了使移民能够长期安居在美洲,就准许了这些人去强迫印地安人为他们做苦工,使移民者可以发财致富,虽然没有奴隶的名义,却有逼人当奴隶的事实,为了开垦荒地,为开矿,为搬运挑担,样样工作都需要工人,结果印地安土著被殖民者不断地驱使着,做着苦工。后来,有些教会人士看不惯这种情形,提醒他应该听从良心的呼声,让我为各位列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有一个人名叫拉斯卡萨斯,是哥伦布一个同伴的儿子,拉斯卡萨斯原本也是来美洲淘金的,35岁那年,偶然听到一位道明会会士讲道理,良心发现,明白了虐待土人的不义,幡然改变了作风,完全献身于保护印地安人的工作,弃俗修道,加入了道明会,也升了神父。他所献身的工作,无法赢得殖民者的同情,于是拉斯卡萨斯就回到西班牙,去向国王陈情。嘉禄五世命他担任全印地安人的保护官,并且改定法律,严格禁止强迫印地安人做奴工。可惜天高皇帝远,法律在当时的美洲只是如同具文罢了,没有认真地执行。
但是拉斯卡萨斯毫不气馁,继续地为保护印地安人而奋斗,他写了不少著作,描述印地安人所受的痛苦,还曾经为了保护印地安人,横渡大西洋12次。他爱印地安人的热情,有时候也不免矫枉过正,不过仍不失为当时伟大的人物之一。
在美洲的传教虽然困难重重,传教的成效仍然是可观的。大体说来,信仰已在西属美洲深深地扎了根,传教士努力地改善印地安人野蛮的风俗,在每座修院的旁边建立小学,免费教育儿童,也有为栽培印地安领袖的子弟而建的中学,在墨西哥和利马两座大城创办大学。另外,还把印刷术传入美洲。传教士努力地传扬福音,附带地也传入当代的欧洲文化,他们不但教导印地安人学习读书写字唱歌,还教导他们种植庄稼,造林建屋等等。
西属南美洲最初的传教方法可以说是相当地原始,一般来说,只需要把原有的偶像摧毁,印地安人就会全村或全族集体领洗入教,至于教义和道德方面的训练,就都留给修会会士去做,连最小的乡村也不例外。由于从西班牙来的利民逐渐与皈依的印地安人通婚,不到数十年,就有了完全信奉天主教的新生代,而许多修会会士曾多次旅行传教,到偏远的地区,向分散在丛林中、山区里、田野间的印地安人传教,这些传教士不畏旅途辛劳,真正是劳苦功高,但是所获得的成效,往往都不能持久。
16世纪时,传教士为了替印地安人的信仰扎下稳固的基础,采用了一种很特别的传教方法,那就是在各地建立了许多的牧导村。什么是牧导村呢?牧导村是把在各地流浪、居无定所的印地安人聚在一起组合成的村落。村落内,只有担任牧导工作的传教士可以进入,其他从欧洲来的殖民者都被隔离在外。这种牧导在教义和一般常识的传授上,相当成功,其中最著名的,要算在巴拉圭,由耶稣会神父所建立的牧导村。这些村庄的一部分,是在现在阿根廷和巴西境内,公元1610年,经西班牙政府同意,在巴拉圭设立了牧导村,规定欧洲人不可以住在村子里。由耶稣会士所建立的牧导村,总数大概在30到32个之间,约可收容十五万印地安人,到18世纪中叶,随着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境,这些牧导也逐渐崩溃了,在原始森林里,今天还能见到一些断垣残壁呢,至于其他地区,由其他修会所建的牧导村,像方济会所建的牧导村,仍然继续存留了很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把殖民时代的牧导工作当作是一个整体来看,牧导村的传教方法是成功的,目前,拉丁美洲有两亿多万天主教徒,几乎占了全球天主教信友的三分之一,其中,不属于罗马天主教的,只是少数。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殖民时代牧导工作的成果。
南美洲的巴西,在划分殖民地时,归给了葡萄牙,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政策不相同,西班牙人征服一个地区以后,就深入当地内陆,而葡萄牙人则只占领沿海的战略地点。另外,西班牙的传教士在墨西哥和秘鲁已经发现印地安人有相当进步的文化,而葡萄牙的传教士,在广大的巴西所面临的,只是没有成文的法律,没有外表的文明,和没有信仰的半游牧民族。方济会和奥斯定会会士曾首先尝试开教,方济会会士在1503年到达巴西,但不久就被土著所杀,以后方济会士在巴西设立了两个教省。圣衣会设立三个教省,有300位会士,是当时最有力量的修会。义大利籍嘉布遣会士在17世纪时很活跃,在18世纪初年,人数减少到只剩30位。本笃会成立了五个会省。
耶稣会士在1549年进入巴西,到1553年正式建立会省,湾城和圣万桑是他们的两个主要工作地点,1570年曾有40位年轻会士到了巴西,却被喀尔文教派的强盗所掳杀,这40位殉道者在1854年都被教廷列入真福品。1571年,另外12位耶稣会士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到了1622年,耶稣会在巴西,已经有一千八百位会士,他们当中有一位相当杰出的传教士,名叫安奇达的若瑟,被称为巴西的宗徒。1533年,他到达巴西时,只有20岁,曾经担任省长,他有丰富的语言天才,编撰字典和文法,也写过要理书、圣歌集,而且还行了很多奇迹,当然他被教廷列入了圣品。
巴西殖民地的教务,开始的时候是由葡萄牙的芬查耳教区管理,1551年建立了湾城教区,这是巴西的第一个教区,脱离芬查耳的管辖,改而属于里斯本的首席主教区,到1676年湾城教区才升格为总主教区。此外,也在北方的欧林达和南方的里约成立教区,到1745年,再增加了玛利亚纳和圣保罗两个教区,在最北部也分别于1677年成立了圣路易教区,1711年成立贝伦教区。总而言之,葡萄牙所属的巴西教会,发展得要比西属美洲教会来得慢,因为,葡萄牙的兴趣是在亚洲和非洲,所以巴西一直是第二流的殖民地。今天,巴西的许多教会建筑,特别是在湾城和欧林达,还能使人回忆到殖民时代的林林总总,在巴西的传教士也采用牧导村的制度来管理民众。
菲律宾的传教情形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菲律宾开教的经过。为什么我在这儿要提到菲律宾呢?首先,它是属于西班牙的殖民地。虽然从地图上来看,菲律宾距离美洲非常远,但是从菲律宾开教的经过来看,我就不得不在这儿把菲律宾也提出来向各位一并介绍。我们知道,麦哲伦也和哥伦布一样,受西班牙国王的雇用到了美洲,沿着南美洲的东岸向南航行,发现了美洲南端的合恩角,然后向西航行,成功地横渡太平洋,在1520年登陆菲律宾群岛中的宿雾岛,并且在那里竖立了第一个十字架。随行的传教士便给岛上的人付了洗,等到西班牙人取得了墨西哥以后,便从墨西哥出发,正式占领菲律宾。往菲律宾传教的传教士也以同样的路线前往。
菲律宾开教,可以说是西班牙传教士最惊人最迅速的一大成就。菲律宾的土著相信,每一种东西都有精灵,不过没有公共举行的敬礼和场所,对天主教的道理很容易地就接受了下来。到公元1585年时,已经有四十万人领洗奉教,1620年便增加到了两百万人,四十年的功夫,便已普及到全部岛屿。最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农村大部分的本堂区,都已经交给当地的神职人员管理。1614年,道明会就在最大的城马尼拉创办了圣多玛斯大学,380年后的现在,都还不断地在繁荣滋长。菲律宾近四百年来一直是亚洲唯一的天主教国家。
非洲的传教情形
我们来探讨非洲开教的经过,公元1490年到1491年,第一批传教士由葡萄牙到非洲的刚果去开教,他们虽然用葡萄牙语讲道,再请人翻译成土著民族的方言,但是效果却相当好,传教士登陆后的第四天,便为国王付了洗,不久以后皇后也受了洗,再过不久他们的长子亚尔丰索继承了王位,对教会很热诚,在位的时间也相当长,努力地刚果建立了一个信教的刚果。
公元1512年,亚尔丰索曾派遣了一个使节团到罗马晋谒教宗朱利二世,轰动了罗马,同行的有刚果王国的太子亨利,他有志晋升为司铎,这位黑人青年的才与德都很优越,他在里斯本完成了学业,领受了铎品,而且被教宗良第十擢升为主教,他是第一位黑人主教,一直到20世纪,教会未曾再祝圣第二位黑人主教。
黑人主教亨利带领了大批黑人司铎回到刚果,不久以后,就有好几千人受了洗礼。但是,天主教还没有在当地扎下深厚的基础,民众们粗野、迷信的风气也一时无法改除,等到葡萄牙全力经营在亚洲的属地时,非洲的传教士后继又无人。这时候,欧洲贩卖黑奴的风气逐渐猖獗,白人在非洲完全丧失了信用,教会也连带地受人轻视,新奉教的人也逐渐地放弃了信仰。至于非洲其他地方,像是安哥拉、莫三鼻克,情形也一样,虽然先后有不少人领了洗,葡萄牙的传教士也一再努力,但是教务并没有什么起色,一直要等到19世纪中叶,对非洲改采新的方式传教,情形才有了改观,信仰也有了持久的效果。
1.4.5印度的传教情形
我们来看南亚的印度。拓展印度天主教的传教士是随同达伽玛航海,在公元1492年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终于航行通过了印度洋,到达印度。他们在印度半岛西岸葡萄牙人所建立的殖民基地上,建筑了圣堂和修道院。到了公元1533年,罗马教廷正式在葡属印度首都卧亚成立主教区,这个主教区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世界上最大的教区,从好望角一直伸展到东亚的日本。不过教务的进展有名无实,只不过是外表上拆毁了佛教的庙宇而已,绝不足以改造人心。
继发现新殖民地而来的人,大都是冒险前来淘金的人,他们远离自己的家园和祖国,来到印度,往往只是唯利是图,生活浪漫,恶声四溢,当然也就影响到传教事业的拓展。到1535年的时候,才有一位热心救人的神父,从卧亚到印度半岛的东南角名叫“渔岸”的地方,给好几千名帕拉瓦渔民付了洗。这个天大的消息传到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葡萄牙国王才决心派遣有圣德的传教士到印度栽培刚领洗的新教友。葡萄牙国王和当时刚新创立的耶稣会总长依纳爵商讨,耶稣会虽然刚成立不久,会士的人数也不多,但是依纳爵大方地同意派遣会士去印度传教,奉派到印度的,竟然是依纳爵自己最心爱的同伴圣方济·沙勿略。
圣方济·沙勿略的传教情形
圣方济·沙勿略原本是一位巴斯克族上流社会的青年,醉心于功名荣誉,他到巴黎去求学,就和比他大十五岁的同乡租了一所房子共同居住。这位同乡不是别人,就是一心思慕天主光荣的依纳爵。依纳爵屡次提醒沙勿略说:“人,即使赢得了普世,倘若丧失了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渐渐地,沙勿略的思想受到依纳爵的潜移默化起了变化,他的生活目标有了转变,加入了依纳爵的团体,同时在1534年共同宣发圣愿,而且还发愿任凭教宗随意处置。沙勿略从此以后就一心一意以献身救灵为志向,当会祖依纳爵派他到印度传教时,正中他的下怀。
沙勿略接受教宗钦差大使的名义,负责视察在东方的葡属教务,他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只以教会传教事业的发展为目的。他由里斯本登上了每年定期开往印度的皇家舰队,前往印度,开始了他轰轰烈烈的传教生涯。这位与众不同的钦差大使,只穿了一件普通的黑布长袍,全部的行李只是一尊苦像、一本日课经和几本圣经圣书,有人就责备他不符钦差大使的身份,他却处之泰然。在十一个月的艰苦航程中,他不但自己洗衣服,还替船上有病的人洗衣服,谦卑地为这些病人服务,其他的时间,就用来讲道劝人。当船航行抵达卧亚时,人们已经把他当圣人对待了。
沙勿略上岸后,就在当地建立了他工作的重心,刚一下船,便开始了传教工作,探访当地的病人和囚犯,还给儿童讲解要理。葡萄牙殖民者的行为和作风,影响到教会,这些殖民者并不欢迎传教士,沙勿略首先设法管束这批无法无天的殖民者,导引他们的行为,尽量符合福音的教训。待雨季过后,他便开始整理渔岸村的教会事务,他发现,那已经接受过洗礼的数千名教友,完全没有人照顾,一切得从新开始,新教友信仰有待加深,婴儿有待付洗,成年人的婚配、组织教团、训练讲道员,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应该办理的当务之急,他虽然缺乏一切,而且又水土不服,言语困难,忙得筋疲力尽,还得不时地回卧亚或到北部或到锡兰岛去传教。经年累月地忙着这一切工作,这是他一生当中教化印度人最多的一段时期。
沙勿略虽然在印度忙得不亦乐乎,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该去视察所有葡萄牙国属下的亚洲各传教区。公元1545年,他动身去麻六甲,麻六甲是葡萄牙国前来远东的基地,这个马来半岛上热闹的港口,如今已经成了一个死港,供人凭吊,它的地位已经被半岛南端的小岛新加坡所取代了。
沙勿略两年之间一连串的旅行,几乎全走海路。航行到印度尼西亚各岛之间,路途有如八卦阵一样,非常危险,常会遇到暗礁、暴风雨,或是海盗和回教徒的劫掠。沙勿略的足迹竟然到达过摩鹿加群岛,并且还穿越了回教徒所占据的岛屿,甚至还在西里伯斯这个专门猎人头的野蛮部落里居住了三个月,然后回到麻六甲,在葡萄牙人当中,展开他的牧灵工作。
公元1542年,有一艘葡萄牙商船被风吹到日本,日本当时还是欧洲不认识的处女地,这艘商船的乘员也是第一次到达日本的欧洲人。1547年,当沙勿略在麻六甲时,机缘巧合认识了一位名叫安治郎的日本人,安治郎听说沙勿略的大名,又听了沙勿略的道理,要求沙勿略为他付洗。原来,安治郎在日本犯了杀人罪,逃往海外,他原是一位彬彬有礼又坦诚的人,他提出了许多问题就教于沙勿略,和沙勿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安治郎领洗时的圣名是“圣信的保禄”,这时候安治郎唯一的愿望就是,引领沙勿略去归他的祖国。沙勿略也真的丝毫不顾他人所说的许多困难和危险,排除了一切困难和反对,终于向葡萄牙政府取得国书,以葡萄牙大使的名义前往日本。在去日本之前,他曾经先回到卧亚,料理许多未了的事情,随即带领两位同会弟兄,在安治郎引领下,向日本扬帆而去。
在麻六甲,他们一行人登上了一艘中国海盗船,一路非常颠簸,疾病啦、台风啦,接踵而至。不少旅客甚至船员都丧失了勇气。好在有沙勿略不断地鼓励全船的人,终于在公元1549年的8月15号,登上了九州的鹿儿岛,也是安治郎的故乡。当然这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沙勿略是第一个踏上日本国土的欧洲传教士,这时候正是我国明武宗正德年间。
沙勿略发现日本人对西方的新奇事物和天主教的道理都非常羡慕,但是当时的日本国情却极其可悲,正是日本封建的战国时代,有许多的小邦,这些分封的诸侯之间,连年混战,形成一种无政号府状态。沙勿略了解到这种情形,丝毫都不灰心,努力学日语,还与有学识的佛教高僧辩论,遭到僧徒讪笑。此路已经不通,沙勿略就改采其他的办法,他要去晋谒日本天皇,请天皇降谕旨准许他在日本传教。为了争取时间,他在严寒的冬天,徒步走向京都,几乎把他给累死,结果他才弄明白,自己白跑了一趟,原来当时的天皇,只不过是虚有其名而已,号令出不了京都,对分封的王侯发生不了效力。
这一条又不通,沙勿略又改采其他的办法,希望同掌握山口县地方实权的诸侯交接来往。他也从经验中得到教训,那就是他身上所穿的衣服,在日本人看来,该算是奇装异服,因此而受到日本人轻视,于是他立即改变服装,脱下他陈旧的黑袍,穿上高贵的丝绸,以葡萄牙国大使的身份,让葡萄牙商人当他的随从,还带了很多礼物去求见,这次果然碰对了,受到山口县诸侯的欢迎和款待,同时也获得了传教许可。
沙勿略在山口县所归化的居民虽然不多,但是信德都很坚固,他称这些日本教友是他心灵的快乐。日本传教事业的前景可见,希望很大,可是,圣依纳爵的信辗转来到,委派他担任耶稣会印度省的神长,命令他返回卧亚。
沙勿略从日本带回来伟大的计划,因为他发现,中国在整个的东方,具有无上的权威,他经常听见人说,中国才是东方文化的发源地,日本人称中国是他们的上国,日本人也常说,如果天主教真正实在有崇高的价值,文化发达的中国应该是早已信教了。这样说来,他非到中国去宣传福音不可,然后再从中国去影响整个亚洲。可惜当时的中国在明朝闭关自守的政策下,严格禁止外国人入境,谁想偷渡便得冒生命危险。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沙勿略,他决心跟着葡萄牙的使节一起去北京。当时他曾写信说:“我们仰赖天主的护佑,要向前去,我们深信,耶稣基督的圣名将来有一天必要进入中国,我很高兴是要去给不怕牺牲生命的人开路。”但是,天主并没有赏赐给沙勿略进入中国传教的大恩典,只赏赐给他为中国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他把耶稣会在卧亚的事安排好了以后,就又开始了海上的行程,但是麻六甲的葡萄牙总督反对派遣使臣到中国,他因此不能公开地进入中国。即使冒险偷渡他都要到中国,意志坚定决不改变。他登上了一艘载着私货开往广东的葡萄牙商船,到达广东南方90里的上川岛,当时上川岛只是一个荒岛,是中国官吏暗通走私商人的地点,中国帆船常来上川岛与葡萄牙商船私通有利的商品交易。沙勿略就在上川岛上苦苦等待机会,希望有人把他偷偷地带进大陆,但是一直都没有人肯冒生命的危险,把外国人带进中国境内,等了两个多月,没有人不劝他放弃这个心愿,但他就是不肯,而这时候的他,已经是心力交瘁终于病倒。
他在一间简陋的茅屋内,孤零零地一个人,只有一位忠实的传道员陪伴他,延挨到1552年12月3号黎明的时候,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只有46岁。沙勿略在亚洲的传教生涯,前后只有十年,而在这十年当中,以当时交通工具的不发达,而且还有生命的危险,他或是乘船,或是步行,大概走了十万公里的路程。他的生活可用“劳碌”两个字来形容,他也在毫无准备的情形下,由一种水土气候,骤然进入另一种水土气候,可以由印度或摩鹿加群岛窒息的酷热中,忽然转移到冰天雪地的日本。吃的、穿的、用的都尽量简单而粗糙,常守夜祈祷,睡眠休息的时间也自行缩短,除非他累得不支,否则总不睡觉。他的工作就是讲道、听告解、祈祷、往来奔走,只有在乘船过海时,才稍微地松弛休息一下,他心中的远景,就是愿意多吃苦,而能为天主争取更大的光荣,为了天主的国,却以他的壮年之身,耗尽了他的体力和健康,他在弥留的时候,好在有一位传道员在他旁边,总算不虚他长途跋涉要为中国人传福音的希望。
我们走向世界的紧凑历程中,碰上了一位劳碌而又有毅力的、被教会尊称为“东亚宗徒”的伟大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我们跟着他的足迹,仆仆风尘,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出发,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横渡印度洋,到了印度半岛的卧亚,然后又徒步去了渔岸村。我们看着他为千头万绪的教会急务,在语言困难、水土不服、物质又缺乏的情形下,忙得筋疲力尽,从渔岸村来回于卧亚、印度的北部、印度东南的锡兰去传教,以后又去了麻六甲,更航向有香料群岛之称的摩鹿加群岛,和专门猎取人头的野蛮部落中住了三个月,再回麻六甲,然后回到卧亚,最后更随日本的安治郎航向东北亚的日本,在冰天雪地中,从鹿儿岛步行到京都,正要在日本开拓发展的时候,总长依纳爵命他返回印度的卧亚,然后又从卧亚到麻六甲,在广东南方的上川岛上,等待进入中国大陆,最后是鞠躬尽瘁,死在上川岛上。以16世纪的交通状况,十万公里的路程,该是多么辛苦,多么消耗体力啊!难怪他竟然在46岁的壮盛之年,心力交瘁而死。
我们跟着他在印度洋、在太平洋上漂泊,来来回回的行程、忙忙碌碌的教务工作,这位伟大的传教士,真不愧为“东亚的宗徒”,教会历史上,前有圣保禄,后有圣方济·沙勿略,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到耶稣生前从未去过的普天下,下面再对沙勿略的传教事业,和沙勿略离开日本以后日本天主教的情形,简单地说明一下。
圣方济·沙勿略开创了教会在印度洋沿岸、太平洋南部和太平洋西岸的传教事业,这样伟大的传教生涯,全凭他那坚忍不拔的毅力,而他的毅力,又全来自他在祈祷中和在同天主亲密结合中所获得的圣宠,否则他决不可能完成如此伟大的事业。有时候,他甚至不论白天或黑夜,在神魂超拔中度过很长的祈祷时间。他那份炽烈的、热爱天主的心和渴望多多广传福音拯救人灵的心火,在他写回欧洲的信件中,充份地流露出来,那些信件在欧洲各地流行,被人抄录,被人翻译,被人热诚地阅读,真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因此而获得了天主的圣召,而步上沙勿略的后尘,成为传教士,为教会服务。
曾经有人批评他,常常更换传教的地点,走马看花,这并不是上策。如果他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点,多待些时间,以便使新领洗的教友在信仰上更为坚强巩固,不是更好吗?其实,沙勿略虽然不断地去开拓新的基督神国,但并没有放弃他已经开教的地区,他为每一个地区所建立的团体,训练了当地本土化的传教员,并且委派给其他的神父,继续照顾管理教会,为教友服务。他本人仍然不时地监督着每一个地区,他人不在,分身乏术时,总是想办法以书信鼓励、领导他们。沙勿略正如同圣保禄一样,负责起开路先锋的使命。他常感觉自己是被蒙召去把福音传遍各地,一直到天涯地角。
还有人批评他,没有充份的准备,就草草率率地为整个部族,或是三千或是五千人付洗,其实,沙勿略的传教方式是因时因地而制宜的,像对帕拉瓦以及其他心地善良朴实的种族,他有时候是大批大批地给他们付洗,甚至像他自己形容的“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而在日本,他就不这么做了,因为在日本,他所接触到的多是些有学问的佛教高僧或是地方上的缙绅,要不就是某部落的精英,这些人都很有头脑,富有独立思想,对天主教又充满了好奇,想要向这样的人传教,必须得抱着不怕辞穷的危险,显示出他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思想不可。他也清楚地看出来,为能归化这个有高度文化的民族,首先应该对他们的风俗和本地宗教有深刻认识,同时还应该赢得官绅的信任才行。他在日本所归化的,也只不过千人左右,不过,他已经为日本打开了公开传教的道路,后继的人踏着他的足迹,数年之间便得到了惊人的成绩。
沙勿略在公元1551年离开日本的时候,已经有一千名左右的教友,他所播下的种子,很快地就发芽开花,而日本当时的封建制度社会,是很有力地帮助了教务的推展,因为,只要封建郡主一旦领洗进教,便会有许多跟随郡主的人也领洗进教。织田信长即位以后,因为对佛教僧侣很有反感,对耶稣会会士却优礼有加。耶稣会的巡阅使范礼安在1579年率领了14位耶稣会士抵达日本,范礼安是一位既坚强又善于组织的人,他把日本分成若干个传教区,那时候,是日本天主教的极盛时代,不到20年的功夫,已经建立了三百座教堂,领洗进教的人差不多有二十万。范礼安看到这么样的成果,在欢欣之余,就称日本是“天主的灿烂花园”。当范礼安经过印度回欧洲时,就带了四个日本少年同行,他们是日本新领洗的贵族子弟,范礼安领他们去觐见葡萄牙国王,更带他们到罗马觐见教宗,他们八年后学成归国,其中三位已成为耶稣会会人,另外一位在后来日本教难时为主致命。
日本的教难
日本教会不久以后就遭遇到阻难,首要原因是英国和荷兰的航海事业兴起,他们又已经改信新教,于是在海上不是驱逐就是劫掠载运传教士去远东的葡萄牙商船,造成前往日本的传教士后继不易。另一方面,日本的政治清势正动荡不安,圣教会便不免遭受波及,对教会颇有好感的织田信长被丰臣秀吉推翻,取而代之。开始时,丰臣秀吉对传教士也表示好感,到1587年时,忽然改变了态度,剧烈地反对耶稣会士,命令他们离开日本。耶稣会士销声匿迹了一阵子,之后也就不顾丰臣秀吉的禁令,暗中继续传教,又有不少人领洗进教,风暴逐渐消散。第二年方济会士到了日本,开始公开讲道,建造修院,这么一来,激怒了丰臣秀吉,教难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可巧,这时候一艘西班牙商船被台风吹向日本海岸,按照日本法律,货物应该充公,船长想以威胁来阻止船上的货物被充公,向日本扬言说,倘若日本官员冒然行事,西班牙国王必定会来报仇雪耻,像征服美洲那样来征服日本,更何况西班牙传教士遍布在日本境内,到时候必定也会里应外合。商船船长说的这类话更加地激怒了丰臣秀吉,他下决心要严加惩戒,便下令逮捕6位方济会士、17位日本教友,其中包括一个11岁、一个13岁的孩子,另外还有三位耶稣会的辅理修士。这26人被带到长崎,在全体教友面前被钉在十字架上,壮烈地殉道而死。这第一次的流血惨剧,想不到非但没有挫折到日本教务的发展,反而因着殉道烈士这种以身作则,赢得了更高的崇敬。在1598年到1612年之间,又有十多万人受洗。在长崎致命的26位烈士,由教宗在1627年列入真福品,到250年后的1862年,再由教宗列入殉道圣人的品位,受到世界各地,尤其是日本教友永远的崇敬。
第二次教难大大地蹂躏了范礼安所谓的“天主的灿烂花园”,几乎把这个生气勃勃的教会完全消灭。引发教难的原因很多,因为教友与日本神道教的信仰是对立的,引起了日本保守者的仇视,对西方来的事物缺乏信任,同时也有些传教士的作法不明智,又因为英吉利和荷兰两国的新教商人嫉妒、仇视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的天主教传教士,散播谣言说西葡两国的传教士是他们本国军队派来的先锋或间谍,军队就将要入侵日本。这些都是激起教难的原因,至少也助长了教难的气焰。
公元1614年,德川家康发出公告,取缔一切宗教,放逐所有传教士,拆毁了所有的教堂,一百多位耶稣会士被遣送到澳门和菲律宾的马尼拉,并且警告他们,如果胆敢再回日本,必死无疑,决不宽贷,一切的港口随时严加戒备。而日本教友却成了众失之的,受尽各种虐待,受逼背教,不肯背教而被处死的教友,一天天增加。公元1622年,52名会士和教友致命而死,其中27位是被斩首,其他的是被火烧死,虽然也有几位英勇的耶稣会、方济会神父,冒死藏匿在民间,或是偷渡进入日本,也都无济于事,大多数的教友都成了没有牧人的羊,终究难于幸存。
从1623年起,德川家康执政时的教难更加地彻底,凡是有信教之嫌的,就命令他们践踏十字苦像,刑罚也都极其残酷,有些比初期教会时代罗马帝国对待教友的作法更不人道,像是把教友倒悬在盛满了粪便和种种肮脏恶臭的东西上,直到被熏死为止,要不就把教友浸泡在沸腾的硫磺矿泉里,使得皮肉被泡烂而死。公元1637年,在教友最多的有马一带,老百姓为大名诸侯的横征暴敛所苦,起而反抗,然后集体逃往到岛源岛,不幸被追兵击败,凡是声明不是教友的,都可以保全性命,其他的男女教友,包括儿童在内,据估计有三万五千多人,全都被集体屠杀。从此以后,长达两个世纪之久,日本采取严密的锁国政策,与外国的一切接触完全断绝,禁止入境,也禁止出境。
公元1640年,澳门的葡萄牙人派遣使节,试图想要恢复贸易,充当使节的人及其他船上的乘客全被集体屠杀,只放回几个水手,要他们回去告诉本国人,日本不会改变既定的锁国政策。港口的关卡虽然是如此森严,但是在这段时期中,仍然有传教士不顾生命危险,置个人死世于度外,一批又一批想要偷渡进日本去照顾教友。但是先后遭到杀害或是终身监禁,没有一个获得幸免。日本的教会虽然没有了神职人员领导,教难又连年不断,许多英勇的教友宁死也不肯背教,究竟殉道的有多少人?那只有天主知道了。至少有姓名的,我们敢断定至少超过了四千。
不管环境如何恶劣,在长崎一带,仍然残存着一个教友的核心,保持着信德,一代一代自相传授,两百年后的十九世纪,明治维新时代,结束了锁国政策。政治情形既然改变了,在那当年是“天主的灿烂花园”地下所潜藏的一粒粒小小的种子,又重新发育繁荣起来。有关这一部份,等我们谈到十九世纪的教会时,再为各位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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